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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州群租房一屋挤住几十人 暴利致屡禁不止

羊城晚报 - 在北京,群租屋遍布各个城区。从西四环的“世纪城”、到西南三环的六里桥、再到在号称“亚洲最大居住区”的天通苑,群租房无处不在,而且正在快速蔓延。 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附近饭馆、美容店的员工,或者是一些复习考研的学生。他们“蜗居”在这里,在一个勉强可以安身的地方追逐着他们的梦想。但是,群租房居住人口过多,而且多数被私自改造过,不符合安全标准,一旦发生火灾等危险,人员难以迅速逃生。

同样,对于社区居民来说,群租房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许颖将楼上的群租房主告上法庭,控告楼上群租房卫生间排出的污水全部流到楼下,导致其家庭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被称为“北京群租第一案”。6年过去了,群租房的问题依然存在着。租房者抱怨房价高,居住条件差。社区居民也是苦不堪言,漏水、损坏房屋的现象时常发生,众多的租住人口也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学习。

其实,群租房真正的受益者还是中介公司。有受访者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小区180平方米的屋子整体出租价一个月在5000元左右,但是租房中介可通过一个月600元、700元不等的床位出租,一间屋子住上20人,房租远远超过1万元,正是这样的利益导致群租房现象屡禁不绝。

(余姝 石珊珊 刘春燕)

1

王静(实习大学生)

“太挤了!”刚毕业不久的王静(化名)回想起半年前自己实习期间住过的房子,仍然心有余悸。

今年年初,王静开始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由于学校太远,她想在实习单位附近租个房子暂住。以自己当时的经济实力,只能在附近小区租个隔断间。

简单筛选之后,王静最终以每个月950元的价格在知春路太月园小区租到了一个不足六平米的房间,再加水电费、卫生费和上网费,一个月实际要付大概1200元。房东告诉王静,因为当时正好是春节前租房淡季,才以这个价钱短租给她,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个房子原来应该是个三居室,用木板隔成了20间,每个房间门上都写着号码。一进房子大门,只有窄窄的一条路可以通到房间,”王静回忆道,“房间有的是从卧室和客厅隔出来,还有从厨房隔出来的,房间上面就是粗粗的管子。”

王静告诉记者,她住的那个房间长不足4米,宽1米多,刚够容纳一张单人床,床尾可以放一张小桌子。门口的空间只能站一个人,两个人同时在屋里时其中一个人必须得坐在床上。如此狭小的空间,身处其中很容易感觉到压抑。王静说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回去睡个觉,尽量不在屋里待着。“不过我那个房间还有个窗户,有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几乎是完全封闭的”。

2

张强(小餐馆厨师)

张强(化名)的老家在甘肃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父亲在他小时候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哥哥。“日子很辛苦,我读完初中就去学厨师了,我希望可以早点赚钱养家。”现在张强在一家饭店做厨师,每月收入三千多元。

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他换过无数次住的地方,现在他和两个朋友在刘家窑附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但这里离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多小时车程。而之所以把房子租在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省钱,“现在这个已经好多了,我之前租的房子在首都机场附近,那才是真的远。”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房费对张强来说并不是很重的负担,但他还是能省就省,“我就在这儿睡个觉,住地下室倒是没什么,就是太潮湿了,觉得被子总是湿的。还有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人在外面街上走来走去,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脚。卫生间也不好用,常常会堵,太臭了!”

张强对自己现在的情况挺满意的,这个24岁的男生对未来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我想在北京再干几年,等赚点钱就回老家自己开饭馆。”而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今年过年回家跟女朋友结婚,“她是父母介绍的,现在在老家的饭店当服务员,等过完年我们就一起来北京打工。”谈起女朋友,张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过到时候就又得找房子了,不能再和朋友一起住了。”

3

林华(考研大学生)

一年前,还没毕业的林华(化名)一个人从成都来到了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她上路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北大情结,我想来北京追寻我的梦想。”

“我的家在山东,父亲是个木匠,母亲在家务农,我还有弟弟妹妹,父母的负担很重。”林华深知父母的辛苦,但经历了今年的考研失败后的她决定再战一年。她不想给父母添负担,“我用之前存的奖学金和兼职做家教赚的钱来交房费。”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开口向父母要过一分钱。现在她和三位舍友一起住在北大附近的一所居民楼里,“就跟在学校一样,大家住高低床,但真的很挤,四个人的时候都转不过身来。而且房东不让我们自己做饭,每天在外面吃饭得花掉好大一笔钱。”眼下她最发愁的事情就是如何能省下吃饭的钱,“我想从家里带一些可以储藏很久的食物,这样就不用去外面吃饭了。”

谈起和舍友的关系,林华淡淡地说:“我们不怎么交流,她们白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多人共用卫生间,也让林华觉得很麻烦,但好在其他三个人起床较早,她不用每天花很多时间等着用卫生间。四个人也会轮流安排值日,房间看上去很整齐。

回忆起当初来北京找房子的经历,林华说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我当时听说北大附近有很多出租房,就在北大校园里找了一些小广告上的电话打了过去,结果都不适合。后来,我去附近的小区转了转,遇到了现在的房东。”林华说虽然现在自己住的条件很差,但是房费依然占她每个月生活费的60%以上。当记者提到最近关于群租房的政策时,林华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我希望政府可以规范一下租房市场,有很多人被租房中介骗了钱”。

广州出租屋20㎡挤进4对夫妻

羊城晚报记者 许琛 实习生 阳海军 罗俊

北京新规禁止群租和分隔租房,一时众说纷纭。某网站针对北京新规的调查显示,37.8%的市民表示支持,认为群租人员混杂,存在安全隐患;但更多的市民则反对,认为可能导致房租上涨,对低收入者不利。

记者调查发现,收入低、买房难、租房难成为一些年轻人不得已选择“群租”的一大原因。在广州房价增幅领跑全国,流动人口增加至666万的当下,庞大的市场需求让“群租”和“房中房”现象势愈演愈烈。

人均2㎡一住就十年

今年45岁的王如涛来自湖南,他在广州做搬运工已经10年了,现和妻子住在海珠区凤凰岗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不过,这屋里不单只有他们,还有另外3对夫妻,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5平方米。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大房间被木板隔成了三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仅有4平方米左右。每间房子只能安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为了扩宽生活空间,每间房子还特别做了一个阁楼。每到暑假,王如涛上大学的儿子都来广州,便在阁楼上铺开一张竹席,睡在阁楼上。

老王告诉记者,他搬进这间房子才一年多,但其他“邻居”已经住了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搬过。这个“集体宿舍”确实为群租者节省了许多开支,房租、水电费和上网费每月每人只要150元。不过,不便则更多,只有一间厨房、一个厕所,煮饭如厕都要排队,“有时憋不住的人只好到飞奔到楼下,”老王略带羞涩地说,“房间小,隔断又是一片薄薄的木板,有什么声音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时也不免尴尬。根本谈不上私密性,更别谈什么私生活了。”

饭后无事聚在出租屋的大厅一起聊聊天,是让老王最惬意的事情。但记者注意到,这个被老王称作的大厅,其实是一个窄窄的过道。“大厅”正中央,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只能放下一台21寸的电视机,“由于过道小,人多的时候,甚至要坐到门外面。”老王说。

棠下村一出租屋中介告诉记者,城中村住的大部分是外来打工的人,因为要节省开支,所以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合租,有的出租屋会被工厂方租来当工人宿舍,不少在附近做服装纺织的工人就住在这里,一间60平米的房子最多也住过10个人。

“不止是农民工会选择群租,不少刚工作的小白领都会这样做。”客村一名出租屋房东说,对租客的信息不会过多干涉,“因为出租屋都是按照整间房子出租的,对于里面住多少人,我们不好过问”。

小区房中房屡禁不绝

除了城中村出租屋,广州的不少小区还存在房中房现象,也就是北京新规中提到的分隔出租。

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广州就刮起一场整治“房中房”的风暴。仅天河一区,就摸查到区内有1000多套“房中房”,当年清理了600多套,“房中房”主要集中在天河南、林和、石牌三个街道,这类“房中房”最严重的是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多个人。不过,由于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一现象屡禁不绝。

羊城晚报去年2月就曾报道了位于寺右新马路104号的丰×大厦,春节前曾因业主改建3个“房中房”,串联用电引发大火。据透露,丰×大厦很多业主都曾通过改造“房中房”,再出租获利。

记者走访市内各大房屋中介都不难发现“房中房”的身影。只要租客对租金过高表示疑虑,中介通常会隐晦地问:“套间分隔的房子租不租?”

某小区物管人员表示,虽然物业公司在收到业主的“房中房”装修申请时都不会批准,但如果业主强行装修,公司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公司总不能把业主和装修工人赶走。

天河区天河南街道办出租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人员有限,目前只能举报一套拆一套,而且还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程序。“经相关部门鉴定为‘房中房’后,会先发函通知屋主自行拆毁,否则会请承租人搬出该住宅单位后,再由多个执法部门联合上门拆毁”。

住建部早在2010年就发布了新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对市场中将房屋分拆、隔断“化整为零”的群租行为明令禁止,打隔断出租最高将罚3万元。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称,在广州这方面的法规几乎是空白,导致执法时会遭遇尴尬局面。然而群租的危害性非常大,如果遇到火灾、煤气漏气,容易导致群死群伤。吸毒的现象也会增多,社会治安也难保证。朱永平建议,希望广州也能参照北京,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

此外,朱永平认为,“房中房”的危害性更大一些,一是加重了楼层的重量;二是改变了楼层原有的规划和结构;三是容易造成社会治安的安全隐患。所以,“房中房”的现象不能搁置。

如果加大对群租和房中房的惩治力度,有市民担心,房租必然上涨,低收入群体又如何安身呢?朱永平认为,这些顾虑不能作为理由,否则只会纵容社会的危害性。同时政府也应考虑到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做好应对的准备。

(许琛 阳海军 罗俊)

相关新闻

上海去年就已禁群租

早在去年4月,上海就出台新规界定并禁止群租,并将上海关于“群租”的认定从原先对人均建筑、使用面积的考量,过渡到人均承租的居住面积来。

上海规定,业主不得将原始设计的居住房间再分隔、搭建并按分隔间或按床位出租,不得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出租供人员居住,承租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

(许琛 阳海军 罗俊)

仅靠“懒政”通知难解“蚁族”之忧

北京乃至全国在房屋出租市场上的乱象已非一日之寒,仅靠在实施中沦为“空文”的几则规定、通知,难以遏制相关问题。解决问题之道,还在于有关地方政府要走出靠发通知、制规定的“懒政”思维,明确责任、严格执法、一抓到底,在群众中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舆论综合市场反应,普遍认为北京这个《通知》难以达到解决“群租”问题的目的,理由有三:

一是庞大的需求市场。“群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庞大的中低收入的进京非常住人口的存在,而5平方米带来的租金压力他们或难以承受。”一名房产公司中介人员说。

二是房东和中介等市场主体逐利的本质。“政府如果限定为不低于5平方米,那么要么我提高房租要么就不执行,否则我收不到现在‘群租’所获得的收益。”一名房东说,“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隔成一两个平方米出租的不少房主也并没有打算重新装修。”

三是监管难以保证。“政府下类似的通知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恐怕现在政府连全北京到底有多少房屋在出租都不了解,它怎么能管得到每个房东?即便管到了,那恐怕也得猴年马月了吧!”一名物业公司人员说。

根据记者的观察和调查,北京市目前的房屋出租市场几乎是个没有监管的“真空地带”,一直是房东、中介、房客三者之间的“游戏”。

事实上,北京市曾于2007年通过了《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并自2008年1月日起正式实施的。但实施5年多以来,这个规定似乎已经沦为一纸空文。

比如,《规定》明确出租房屋要实行“出租登记”制度,要求出租人自与承租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之日起7日内,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层管理服务站办理房屋出租登记手续,并填报相关内容。然而,记者询问了几名最近有出租房屋经历的北京房主,他们不仅表示不知道这个规定,而且也根本没有到任何部门进行过登记。

在北京市的相关规定中,针对房屋出租的管理所涉及的部门不下10个,公安机关、建设(房屋)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防行政部门、卫生、人口计生、规划、税务、国家安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行政部门,都有各自职责。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指出,用通知、规定的形式去解决复杂的市场问题,而且在实际中执行缺位,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最大的可能就是搞一两次集中检查后抓一两个“倒霉鬼”了事。

此间舆论认为,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其他地方,要解决“群租”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廉租房的建设和分配问题,从源头上消除“群租”的市场需求。

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岩认为:“‘群租’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房租太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表示,“群租”人口只有到其他“房租洼地”才能缓解房租压力,前提是这些地方要有良好完善的交通配套设施。政府也应该注重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共同打造良好的房屋租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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