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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京籍家长争取异地高考 老师劝说不要闹

网易教育讯 据《中国周刊》报道,三年以来,为了能让随迁子女在北京升学读书,这群非京籍家长以“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的身份奔走呼吁。 而网络上,他们被一些反对者称为“异闹”。

“我不会在意这些攻击。”第一批志愿者的代表胡杨说道,“我们会继续争取权利。”

“你们得自己争取权利”

12月1日下午,北京的天空飘着零星小雪。海淀黄庄地铁站附近的某个饭馆里,坐满了三大桌表情凝重的中年人。早就过了午饭时间,但饭菜却没动几口。

在座的人们身份各异:外企高管、科技工作者、工厂职工、个体商户或者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或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多年,或本就在北京出生,有的刚刚升入小学,有的已经高三即将面临高考(微博)。这一天,北京市高考报名启动,但市教委还没有出台相应的异地高考政策。

到场的每个家长,都在一份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活动倡议书上签下名字。这份倡议将送往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如果通过,这将是“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成员们,为推动异地高考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呼吁活动。

签完名的几个女家长聚在一起,诉说着各自的遭遇。一位高三孩子的母亲边说边掉眼泪,她从小在北京学习读书的儿子,即将被送回四川老家参加当地高考,因为教材、授课进度不同,很有可能面临复读的境遇。

坐在边上的胡杨,仿佛看到自己三年后的遭遇。她的女儿小雨今年初三,在北京一所重点初中读书。

作为“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最早的一批成员,她已经努力了三年。到了高考报名的节骨眼上,她还是没能等来期待的结果——那些北京读书生活的非京籍随迁子女,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

“户籍成为不可逾越的门槛。”胡杨对此深有体会。在她看来,户籍本不该成为限制自由迁徙的桎梏。

她的父亲原本是江苏人,五十年代初因支边才落户新疆,她一出生就成为了新疆人。1998年,她的女儿小雨在新疆出生。2000年年底,丈夫离开新疆去上海工作,2003年调到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工作,2004年又以技术人才的身份拿到了上海户籍。同年8月,饱受两地分居之苦的胡杨辞了新疆的工作,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同丈夫一同生活。

团聚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小学。第一所小学要求缴纳赞助费,胡杨要求出示发票和收据,对方不给,还和她吵了一架。第二所学校特地成立了一个艺术特长班,专门向外地生家长收取赞助费。心直口快的胡杨直接找到校长一番辩论。

“校长让我说得哑口无言,免去了赞助费。”她告诉记者,“最后只交了200元借读费。”她至今还记得,年级里京籍孩子和非京籍孩子被分为两拨不同的班级,小雨所在的那个艺术特长班上没有暖气,冬天上课都得穿棉袄。

一晃五年多时间过去,2009年胡杨面临了新的难题——北京市教委并未出台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明确政策。小雨无法按照北京小升初的政策,通过派位的方法升入北京的初中。

年底,焦急的胡杨求助于章冬翠——这位浙江妇女曾因呼吁非京籍子女教育公平问题,而广受媒体关注。章冬翠介绍胡杨等几位家长,向律师许志永咨询。

“你们得自己争取这个权利。”谈话的最后,许志永告诉几位家长。

“签名”的力量

胡杨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里,他们的力量由几个人发展成为十几万人。

2010年3月,在几位学者的建议下,她和“阳光”(网名)、“自由”(网名)等几位家长,开始上街进行征集非京籍孩子小升初同城待遇的签名活动。

最初的签名单上,印着《外地孩子在北京接受平等义务教育问题探讨》的文章,留有签名者姓名和联系方式的空格。

此时小雨已经上了六年级,班上的外地孩子大多都因为无法参加派位回到老家。剩下的十多个孩子被分流到另外两个班。“当时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胡杨不愿意经受母女分离之痛。她也考虑过托人找找门路,交一笔择校费,或者先上一个私立初中。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走上街头,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遭遇。

抱着厚厚一沓16开的签名单,拦下一个个路人,换来的大多是不解的眼神和冷嘲热讽。

最早的活动地点是在海淀区金五星批发市场,商户们大多都是来北京做生意的外乡人。“这可能么?”他们听了胡杨的讲解,往往会下意识地问道。但他们大多表示支持,在表格上留下名字和联系方式。一个上午就征得了50多份签名。

这时候,市场管理员赶了过来,没收了胡杨的签名单,并把他带到了办公室进行盘问。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无论她怎样解释,那位市场管理办的负责人就反复强调一句话:“外地人都来北京了,我们怎么办?不行!”

相同的情况发生在双榆树公园里。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大妈听说了胡杨的来意,立马换了一副表情:“现在北京物价也高了,房价也高了,都是你们这帮外地人炒的,赶紧走!”而一位老大爷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反对的态度——胡杨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劝说那些停下脚步的人们不要签名。

“反对者的主要态度是,如果外地孩子可以与京籍孩子享受同样的升学待遇,自家的孩子会受到影响,担心竞争不过(非京籍孩子),抢占了他们的资源。”胡杨做出总结,“而愿意签名的北京本地人,往往有两种特点:家庭条件较好,孩子的学习成绩较好。”

除了签名,他们还经常跑到海淀区教委咨询政策。一位负责领导操着安徽口音拒绝她们的请求:“你们既然自己选择到北京来,就要忍受北京的政策。”

后来胡杨得知,这位领导同样来自外省市,为获得北京户口费了很大的劲儿。“就跟公交车上的占座心态一样。”她评价道。

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非京籍家长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一个月下来,他们征集了2200多个签名。4月底的时候,30多位家长和几家媒体来到海淀区教委,拿出了这份签名名单,集体要求执行随迁子女小升初同城待遇。在此之前,胡杨前后一共跑了8趟北京市教委。

几个星期之后,北京市教委出台政策,表示“只要是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京籍子女,将保证其在京入学和接受教育”。除丰台、昌平和通州三个区,其他区县均公布非京籍学生可享受派位、推优、特长生选拔等权利的政策。

教委负责人告诉他们,派位的范围要扩大到5平方公里以内,派位的学校也由4所增加到7所。“他们告诉我,如果前四所排位学校的北京孩子排满了,你们的孩子就排后面的三所。”胡杨回忆道,“但只要能够让孩子派位,我就满足了。”

就这样,孩子顺利的升入了北京一所初中。

同年6月份,非京籍家长们开始争取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签名。到了7月份,他们征求到了4000分签名,有近2000位家长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他们定期拿着签名去教育部反应情况。

当胡杨再一次走上街头的时候,情况多少发生了改观。

某次在中关村征求签名,一位外地家长说道:“我的孩子本来都要送回老家的初中了,不然就要交30万的择校费,现在告诉我们可以派位了!感谢,我也参加!”

“告诉你妈妈,不要再闹了。”

胡杨至今还记得女儿眼泪汪汪的样子。

那时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小升初“同城待遇”的政策还没有下来。班里就剩小雨一个非京籍孩子了,同学们都高高兴兴的填写了学生信息卡,为派位升学做准备,而上海户籍的她却没能报上名。

回到家,女儿一言不发,留着眼泪坐在床上。许久,她才哇地一声哭出声:“妈,我要到有户籍的地方去,没有户籍就是低人一等......”

“她当时才不到12岁,就说出了这样的话。”胡杨声音低沉下来。万幸的是政策松动,小雨获得了在北京派位升入初中的资格。

2011年初,胡杨等家长继续上街征求签名。

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和另外两名家长在五道口附近一直站到了晚上十点多。她们举着一个“教育公平”的小横幅,吸引了不少过往路人。过了一会,有城管前来驱赶他们,被迫换了地方。不少来北京读大学的学生听了她们的讲述,纷纷签名支持。一个东北口音的老大爷接过她手中的条幅:“姑娘,天多冷,我帮你举着。”

这温馨的场景让她感动了许久。

一月底,胡杨等几位家长以“北京教育公平家长志愿者”代表的身份,向教育部第七次提交了建议书,并向100多名市人大代表寄送了取消中高考(微博)户籍限制的呼吁书和15000人的签名册。两会期间,13名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教育部随后作出回应,表示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很快会有个方案,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

7月份,国家教改办的一位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满足一定条件(父母在该城市居住一定年限并纳税,孩子在该城市完成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习年限)的随迁子女,有权在居住地参加高考。但同时也他强调,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经历了一年多的等待,已经初三的小雨上要面临中考了。但总有声音提示这个女孩,你依然很难在北京继续学习。

因为胡杨和丈夫都没有在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女儿没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中考。当时这个家庭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回到上海,女儿能正常升入初中并可以在上海参加高考。如果这样,则又要与在北京工作的丈夫过上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了9年的小雨则要面临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绿卡,一律不收。”胡杨叹了口气,“今年中考,14000多名孩子都因此回了老家,学习再好也不行。”

更让她觉得难过的是,尽管经过呼吁,外地放孩子可以通过派位升入北京的初中了,但北京“幼升小”的政策又卡严了。很多学龄孩子的的非京籍家长向她反应,相应小学一听他们没有北京户口,随即告诉他们:“学校满了,进不去。”

胡杨本身也经历着同样的打击。今年的7月份,在教育部门口,因情况混乱,她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协助调查。拥挤中,她跌倒在地,眼眶被嗑得紫青了一大块。

回到家后,小雨看到一瘸一拐的妈妈,告诉她:“妈妈,我会努力学习的,您不用再为我争取什么......”

今年11月上旬,小雨被老师教到了办公室。老师对她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不要为了异地高考的事情再闹了。”

这个个性安静内向,成绩一直稳定在全班前三的女孩,回家后哭到了深夜。

我们不是“异闹”

而老师的另一句“来北京白吃白喝”,几乎让小雨崩溃了。

12月初,数学老师在班上告诉这个女孩,她的父母并没有在北京交税,属于“来北京白吃白喝”,没有为这个城市做贡献。当时,全班的同学都看着她。

回来之后,小雨告诉胡杨:“妈,哪怕今年政策可以,我也不想再北京中考了,让我回上海参加中考吧。”末了,她还是哭了,开始质疑:“我们天天说北京精神,我怎么一点体会不到包容、厚德?”这个身高已经长到1米67,皮肤白皙的漂亮女孩,第一次想“离开这个城市”。

听到这话,胡杨感到一阵来自心底的无力感。

相对于其他在京工作的志愿者家长,她的家庭的确有些不同。她已经成了全职太太,而丈夫属于公司派往北京办事处的技术人员,向上海缴纳相应的税款和社保。“我丈夫负责北京部分地铁的网络调试工作,经常半夜忙到两三点才回家。10号线和6号线调试的阶段,他时常一个多星期不回家。”她问记者,“这算不算为北京做了贡献?”

这位心力憔悴的母亲,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如今,“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已经征集到了10多万人的签名,吸收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近3000名志愿者,并拥有了58个QQ群。2012年6月22日端午节假期,近300名志愿者,在北京海淀、朝阳、丰台等65个人员密集的区域发放了106000份《我们是新北京人》的宣传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2年8月30日,国办发〔2012〕46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

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省陆续公布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政策,北京目前未出台明确的政策。为此,志愿者家长们曾多次找到北京市信访办反映情况。

10月上旬的某天,信访办里的非京籍家长,与反对异地高考的北京市民相遇了。当天下午,七八个年轻人在下午陆续到来,用手机或相机悄悄拍摄这非京籍家长和他们的车牌号。“大家不知道来者何人,一时间都不敢说话了。”胡杨回忆道。

但双方并没有直接对话,年轻人们在屋外默默地站着,家长们在屋内观望——一直到信访办工作人员通知大家“领导因故来不了”后,这场对峙才结束。

当晚,几位简介中写有“国安球迷”的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当天的照片,称来到信访办的目的是“打消异闹们的嚣张气焰”,告诉他们“老北京人还没死绝”。这是反对者们第一次以面对面的形式集体面对非京籍家长们。

“我们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常住居民,同是中国公民,同是所在城市纳税人。”胡杨按《教育平等志愿者行动问答》手册解释道,“我们不是在争取教育特权,而是争取孩子随父母生活的天然权利。”

《问答》提出了设想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标准: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是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北京、上海四年)的非京籍学生,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其中还提出了避免高考移民(微博)的建议: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地区教育水平差距,为避免短期内非理性高考和教育移民,教育落后省份报考资格需要三年连续学籍,北京报考的资格是四年连续学籍。

最近,志愿者们正试图联络到一些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家长代表,希望双方能坐下来聊一聊,“排除误会”。

“我们都是孩子的父母,我们不是‘异闹’。”胡杨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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